殘障模型

殘障模型（models of disability）是理解殘障經驗、解釋相關困難並組織回應方式的理論框架。各模型關注身體與心智差異、活動限制、社會障礙、身份、文化及權利之間的關係，也影響研究、服務和政策怎樣提出問題。醫學模型側重個體身心狀況，社會模型側重社會組織與排斥，關係取向考察個體與環境的互動；另一些模型則突出生活經驗、集體認同和社會責任。

模型的形成與發展

Retief 與 Letsosa（2018）在實踐神學的背景下綜述了九種模型，說明模型如何影響對殘障的定義、原因和責任歸屬，以及殘障者的自我理解。《斯坦福哲學百科全書：殘障的定義與模型》則進一步討論模型要解釋什麼，以及它們如何理解殘障與不利益、福祉和社會回應的關係。

Retief 與 Letsosa（2018）的回顧將道德與宗教解釋放在較早的歷史背景中，並指出19世紀中葉以來醫學解釋的影響逐漸擴大。圍繞殘障的回應也涉及慈善救助、康復、勞動能力與福利分配，由此形成對個人處境、專業服務和社會資源的不同理解。

20世紀60—70年代的英國殘障運動推動了社會模型的發展。UPIAS於1976年發表的《殘障的基本原則》是這一轉向的重要文獻：殘障者的活動限制與社會組織、隔離和排斥被聯繫起來討論（Retief 與 Letsosa，2018）。問題由個體狀況進一步擴展到環境、權力和共同生活的安排，少數羣體與人權取向則分別突出羣體地位、反歧視及權利保障。

圍繞社會模型展開的討論又形成了多條路徑：關係取向和社會關係模型進一步分析身體經驗與社會環境怎樣共同影響生活；生物心理社會取向通過功能、活動和參與等層次組織評估，2001年發佈的ICF是其重要應用。與此同時，Swain 與 French（2000）的肯定模型把積極身份與殘障生活的價值帶入討論，文化研究關注殘障觀念和表徵，Creamer（2009）的極限模型則在神學中重新考察具身限制與相互依賴。各取向的具體論述見《斯坦福哲學百科全書》、Retief 與 Letsosa（2018）及WHO（2002）的介紹。

這些發展線索彼此交叉，各種模型也持續共存於研究、服務和政策中。理解其關係，需要同時考察提出的歷史背景、回應的問題，以及它們着重解釋的經驗或規範原則。

模型總覽

宗教解釋與醫療、救助取向

這些取向分別通過宗教意義、救助關係、個體功能和勞動能力理解殘障，影響家庭、專業人員與公共機構怎樣回應殘障者的處境。

道德/宗教模型

道德或宗教模型（moral/religious model）通過罪、懲罰、信仰考驗、靈性或品格成長等觀念解釋殘障。Retief 與 Letsosa（2018）梳理了這些不同版本，說明它們如何賦予殘障以宗教意義，並影響家庭、社羣對殘障者的態度和期待。這類解釋在不同文化中具有不同的具體形式。

慈善模型

慈善模型（charity model）以受苦、救助和捐助關係理解殘障，強調殘障者需要關懷、資源和專門服務。其常見敘事圍繞受助者與幫助者展開。

Retief 與 Letsosa（2018）同時介紹了對此模型的批評：當公衆形象主要圍繞憐憫和依賴組織時，殘障者作爲決策者、權利主體和社會參與者的位置可能受到遮蔽。這使服務如何呈現需要、如何分配決定權成爲重要問題。

醫學模型（個體模型）

醫學模型（medical model）主要從個體的身體或心智狀況解釋殘障，把損傷、疾病或功能障礙作爲活動困難的重要原因。相應的回應通常圍繞診斷、治療、康復、技能訓練和功能改善展開，研究也較多關注身體與認知層面的過程。

Chapman 與 Fletcher-Watson（2026）討論了這一取向在神經多樣性語境中的影響：當差異主要被理解爲個體缺陷時，社會組織與環境障礙可能較少得到關注。這也引出對改善目標的討論，例如目標是減輕痛苦、增加行動能力，還是讓表現更接近既定常態。常態範式進一步分析後一種評價尺度的形成。

經濟模型

經濟模型（economic model）從勞動、就業、收入和成本等角度分析殘障。它關注身心狀況與工作能力的關係，以及社會如何分配支持、福利和就業資源。

Retief 與 Letsosa（2018）討論了這種取向在政策中的用途及其爭議：以生產能力或成本收益爲主要尺度時，參與、照護和生活質量的其他價值可能較難得到充分呈現。經濟分析因而也涉及社會選擇何種價值作爲分配依據。

社會模型、集體行動與權利

殘障者的集體行動使社會障礙、羣體地位和自主決定成爲重要議題。社會模型着重解釋排斥，少數羣體模型關注共同處境和民權，人權模型進一步討論制度責任與權利保障。

社會模型

社會模型（social model）把殘障放在社會組織和權力關係中理解。英國殘障行動者組織 UPIAS 在1976年的綱領中，區分身體損傷（impairment）與社會施加的活動限制和排斥（disability）。這一取向將環境障礙、制度安排和歧視作爲解釋殘障處境的重要對象。

例如，臺階與交通設計會影響輪椅使用者的出行，固定的交流規則和時間要求會影響不同溝通方式的人蔘與。回應由此指向無障礙設計、反歧視、支持服務及社會參與。社會模型也爲殘障者以集體身份組織起來、提出改變環境的要求提供了語言。

少數羣體模型

少數羣體模型（minority group model）將殘障者理解爲受到歧視、污名和排斥的社會羣體。它關注共同處境如何形成，以及反歧視、民權保障和集體組織如何回應這些處境。

這一視角使研究能夠從個別遭遇轉向制度模式，例如哪些羣體經常被排除在教育或工作機會之外，哪些社會評價影響其地位。它與神經少數的政治討論相聯繫。

人權模型

人權模型（human rights model）以人的尊嚴、平等和參與爲出發點，將殘障問題組織爲權利、責任與政策的討論。Retief 與 Letsosa（2018）依據 Degener 的研究，強調這一模型對公民與政治權利，以及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的共同關注。

在這一取向中，殘障者作爲能夠表達意願、參與公共生活和提出權利要求的主體得到承認。無障礙、教育、就業、照護與支持，因而需要放在平等參與、資源分配和制度責任的框架中評價。社會模型較多說明排斥如何產生，人權模型則進一步明確回應這些處境的規範依據。

身體與環境的互動

身體經驗與社會環境的關係成爲進一步討論的焦點：活動困難如何產生，個人體驗與環境要求怎樣聯繫，以及評估和支持如何同時關注這些因素。關係模型、社會關係模型和生物心理社會模型爲這些問題提供了不同的分析方式。

關係模型（互動模型）

關係模型（relational model）或互動取向把殘障理解爲個體特徵與具體環境之間的關係。同一種身心狀況，在不同任務、資源和社會安排中，可能形成不同的活動機會與困難。分析因此同時關注個體的體驗、環境的要求，以及兩者如何相互作用。

Constantino（2018）以口吃說明這種關係：費力的言語經驗、對流暢表達的期待、講話時間限制和他人的反應，會共同影響一個人的交流處境。理解這些關係，有助於分別考察表達需要、溝通環境和可選擇的支持。

社會關係模型

社會關係模型（social relational model）延續社會模型對壓迫與排斥的關注，並將損傷效應納入討論。Heraty 等（2023）在神經多樣性肯定式生物醫學研究的論述中採用這一框架：疾病和損傷可能帶來實際活動限制，社會對損傷者的壓迫性回應也會造成殘障。他們據此主張，與孤獨譜系者共同確定影響生活質量的體驗，並同時考察身體過程、污名和環境匹配等因素。

生物心理社會模型

生物心理社會模型（biopsychosocial model）整合身體、個體與社會情境層面的分析。WHO（2002）的《國際功能、殘障和健康分類》（ICF）入門指南將功能與殘障描述爲健康狀況和情境因素互動的結果，並以此爲分類框架的基礎。

ICF分別描述身體功能與結構、活動、參與，以及與之互動的環境因素；其概念框架也考慮年齡、經驗和應對方式等個人因素。這個框架有助於具體說明：一個人在什麼任務、什麼環境中遇到哪些困難，哪些條件能夠促進參與。它爲評估、服務溝通和政策討論提供共同的描述語言。

身份、文化與具身經驗

另一組討論將注意力擴展到殘障生活的意義與價值。肯定模型和文化取向關注身份、社羣及表徵；極限模型則從殘障神學出發，考察身體限制、依賴與相互支持。

肯定模型

肯定模型（affirmation model）關注殘障者對自身生活、身份及集體文化的積極理解。Swain 與 French（2000）提出的取向，將殘障經驗視爲一種生活和體驗世界的方式，重視自尊、社羣聯繫及殘障文化。

《斯坦福哲學百科全書》的討論指出，這一取向改變了模型所着重解釋的對象：除了困難與限制，也需要理解人們在殘障生活中形成的意義、關係和價值。肯定模型由此與因果解釋形成不同但可以交叉的分析層次。

文化模型

文化模型（cultural model）關注不同社會如何通過語言、敘事、制度和日常實踐，形成有關殘障與非殘障的觀念。Retief 與 Letsosa（2018）在綜述中介紹了 Snyder 與 Mitchell 等人的工作，考察殘障者被安排在何種文化位置，以及這些位置如何被賦予意義。

文化分析既關注機構、文學和影視中的殘障表徵，也關注殘障者自身的知識、藝術與社羣實踐。它使討論能夠具體考察：誰在講述殘障生活，使用哪些故事，以及這些故事如何影響歸屬和參與。

極限模型

極限模型（limits model）來自殘障神學。Retief 與 Letsosa（2018）介紹了 Creamer（2009）以具身體驗和“極限性”（limit-ness）爲中心的論述：限制是人類生活的普遍組成部分，人們會以不同方式經歷身體、能力和環境的邊界。

這一取向把殘障經驗放在人類共同的依賴、脆弱性和相互支持中理解，也關注人們如何評價、接納或回應具體限制。它爲神學和倫理討論提供了理解身體多樣性的路徑。

模型與實踐選擇

模型會使不同的問題進入視野。關注身體經驗，可以提出緩解痛苦和支持活動的問題；關注社會組織，可以識別環境和制度障礙；關注身份、文化與權利，則進一步涉及生活意義、參與決策與公共責任。

《斯坦福哲學百科全書》將因果解釋與政策評價聯繫起來討論：選擇回應方式時，還需要考慮責任、公平、尊重及當事人的意願。即使對困難的成因有相近理解，人們仍可能對由誰承擔改變、怎樣分配資源及應追求什麼結果提出不同主張。

因此，應用模型的過程也包括明確實踐目標。教育、工作和照護中的支持，可以具體說明它希望改善哪種體驗、活動或參與機會，如何由受影響的人蔘與選擇，以及怎樣評價結果。

與神經多樣性範式的關係

Chapman 與 Fletcher-Watson（2026）將社會模型與關係取向視爲理解神經多樣性的重要資源：它們使注意、溝通和感官差異能夠在個體與環境的關係中得到分析。肯定模型及文化取向則爲理解神經殊異身份、自尊與社羣生活提供了視角。

Dwyer（2022）提出的互動主義神經多樣性方法，主張圍繞福祉和生活質量確定支持方向，並讓神經殊異者對相關目標擁有重要發言權。Heraty 等（2023）進一步展示了社會關係模型如何用於討論生物醫學研究與社羣合作。各模型由此爲神經多樣性範式提供不同的概念資源，用來連接具體體驗、社會障礙和共同決定支持目標的實踐。

Related

相關概念

• 殘障的哲學定義 — 殘障概念及其定義方式
• 殘障的社會模型 — 社會障礙、排斥與集體行動
• 殘障肯定模型 — 身份、社羣與生活價值
• 常態範式 — 正常與病理的評價尺度
• 神經多樣性與殘障 — 神經認知差異與殘障經驗的關係
• 神經多樣性範式 — 理解差異與支持目標的理論立場
• 批判性殘障理論 — 對分類、規範及權力關係的進一步分析
• 殘障權利運動史 — 模型與自我組織的歷史背景

相關文獻

• Retief 與 Letsosa（2018） — 九種模型的綜述與神學背景
• Chapman 與 Fletcher-Watson（2026） — 社會模型、關係模型與神經多樣性
• Dwyer（2022） — 互動主義、生活質量及支持目標
• Constantino（2018） — 口吃經驗中的社會與關係取向
• Heraty 等（2023） — 社會關係模型與生物醫學研究

作者

• M. Retief、R. Letsosa — 殘障模型綜述
• Robert Chapman、Sue Fletcher-Watson — 殘障模型與神經多樣性理論
• Patrick Dwyer — 互動主義神經多樣性方法
• Christopher Constantino — 口吃與殘障經驗

外部鏈接

• Retief 與 Letsosa：Models of disability: A brief overview — 開放獲取綜述原文
• 斯坦福哲學百科全書：殘障的定義與模型 — 哲學綜述
• WHO：國際功能、殘障和健康分類（ICF） — 官方框架與資源
• WHO（2002）：ICF入門指南 — 生物心理社會框架與功能描述